第09章小百合 (第1/2页)

阿龙已经两周没去那家拉面店了。不是不想去，是工地最近加班太狠。东京都的建设项目像发了疯一样铺开——新地铁站、商业综合体、高档公寓楼，每一块地皮都在赶工期。王工头接了三菱地产的外包活，每天带着中国工人在基坑里绑钢筋，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，中间只歇一顿午饭。阿龙的手掌磨出了新茧，旧茧上又叠了一层，虎口处的皮肤硬得能划火柴。
　　
　　这天傍晚，工头难得提前半小时收工。搅拌机的滚筒坏了，日本技师说要修到明天。阿龙从脚手架上跳下来，把安全帽挂在钢筋堆上，走到水龙头旁边冲了一把脸。冷水浇在脸上，冲掉了一层水泥灰，露出下面晒得黝黑的皮肤。他对着水龙头上方那片破碎的镜片看了一眼自己——头发里全是灰，眉毛也是灰的，只有眼珠子是黑的。他把工装外套脱下来抖了抖，灰色的粉尘在夕阳里扬起一片雾。外套上有一块补丁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棉絮，是阿绣上周缝的那块——但阿绣缝得再密，也架不住钢筋天天蹭。他把破口往里掖了掖，重新穿上。
　　
　　新宿三丁目，横丁。这条窄巷夹在两栋旧楼之间，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杆，地面上淌着中午洗菜剩下的水。巷子两侧挤满了小餐馆——烤鸡肉串的油烟从排风扇里喷出来，混着酱油和焦糖的甜味；一家韩式烤肉店的招牌在风里吱吱呀呀地晃，店门口的塑料灯笼上写着“カルビ”；再往前走，是一家门面极窄的拉面店。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，上面用日语写着“ふくのや”——福之家。木匾的漆已经斑驳了，边角被风雨啃得发毛，但擦得很干净，看得出开店的人手不懒。
　　
　　阿龙在门口站了片刻。不是犹豫，是在整理衣服。他把工装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，挡住那块磨破的补丁，又把袖子卷下来遮住虎口的硬茧。然后他推开木框玻璃门。
　　
　　门上的铃铛响了。
　　
　　店里很小。一个L形的吧台，前面摆着六张高脚凳，凳面的人造革已经磨得发亮，露出下面的海绵。吧台后面是开放式厨房，一口大汤锅咕嘟咕嘟地滚着，豚骨的香气混着蒜味和柴鱼味弥漫在空气里。墙上贴着手写菜单，假名写得歪歪扭扭，旁边贴着几张赛马海报。角落里有一台小电视，正在播棒球比赛，解说员的声音被汤锅的咕嘟声盖住了大半。暖黄的灯光从吧台上方的纸灯罩里漏下来，照在酱油瓶和辣椒罐上。
　　
　　店里只有一个客人——一个穿西装的上班族坐在角落里，领带松了，筷子架在碗边上，正对着半碗已经凉了的拉面发呆。他的表情不是吃撑了，是吃不下去了。阿龙认得这种表情——他在赌场见过。不是赌输了，是那种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的空洞。
　　
　　吧台后面，一个穿白色围裙的女孩正在擦灶台。围裙带子在腰后系成一个蝴蝶结，袖子卷到手肘。她低着头，手里的抹布在灶台上来回移动，动作不快不慢，但很仔细，每个角落都要擦两遍。她的头发是黑色的，扎成一个低马尾搭在肩上，发梢有点毛糙，像是自己随便绑的。灯光照在她侧脸上，皮肤被厨房的热气蒸得微微泛红，鼻尖上有一点汗珠。她听到门铃响了，抬起头来。
　　
　　两颗虎牙。
　　
　　“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！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脆，带着一股子津轻特有的上扬尾音，把最后一个音节拉高了半拍，像一句唱了一半的歌。然后她看清了来人，眼睛忽然睁大了。
　　
　　“あ……餃子くん！”
　　
　　阿龙愣了一下。他听不懂完整的日语，但他听懂了“餃子”和“くん”。“饺子君”。上次她就是这么叫他的。
　　
　　“こんにちは。”阿龙用了他学会的为数不多的几句日语里最熟的一句，然后在最靠门口的高脚凳上坐下来。他每次来都坐这个位置——不是喜欢门口，是怕自己身上还有水泥味，坐近了影响别人。
　　
　　“今天、遅いね！”女孩放下抹布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走到阿龙面前。她说话很快，带着津轻口音，很多音节都黏在一起，跟钟亦鸣那本教材上教的完全不一样。但她怕阿龙听不懂，边说边比划——先指了指墙上的钟（指针指着七点半），又做了个“累了”的表情（鼓起腮帮子翻白眼），然后指了指阿龙。
　　
　　阿龙看懂了。她说：今天很晚，你很累。
　　
　　“仕事。”他说了另一个词。工作。
　　
　　“お仕事、大変ね。”她的语气忽然变轻了，像在说一件她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的事。然后她转过身，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杯子，倒了杯冰水放在阿龙面前，又从筷子盒里抽出一双筷子，整齐地摆在杯子旁边。她的动作很快，但每个步骤都不省略——杯子要放在右手边，筷子要横放在碗的前面，筷尖朝左。阿龙注意到她摆筷子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筷子的中段，不碰筷尖。这是在日本餐饮业受过训练的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。她不是在敷衍这份工作，她是在认真地做每一件小事。
　　
　　“ラーメン？”她歪着头问。拉面？
　　
　　“拉面。”阿龙用中文重复了一遍，然后想起钟亦鸣教的发音，纠正自己，“ラーメン。大盛り。”大碗。
　　
　　“大盛り！”她笑起来，虎牙在灯光下闪了一下，“いっぱい食べるね！”吃很多呢！她转身走到灶台前，从架子上取下一团生面，抖散了丢进沸水里。动作很利索，一点不拖泥带水。等面煮开的间隙她回头看了阿龙一眼，问了一个什么。阿龙没听懂。她又说了一遍，放慢了语速，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圆形，又指了指汤锅。阿龙摇头。她换了词，这次更慢，说到某个词的时候用手在脸颊旁边画了一个圈，然后竖起大拇指。味增拉面。她在问他——要不要试试味增拉面？她老家青森那边的做法，加一块黄油，放很多玉米。
　　
　　阿龙点头。
　　
　　她高兴地转过身去，从冰箱里拿出一块黄油切了厚厚一片放进碗底，又舀了一大勺金黄色的玉米粒。她做这些的时候嘴里哼着一段旋律，声音很轻，在汤锅的咕嘟声里隐约可闻。不是流行歌，是某个很老的旋律，节奏缓慢，像摇篮曲。阿龙不知道那是什么歌，但他觉得好听。
　　
　　面煮好了。她把手里的笊篱在锅沿上敲了两下，手腕一翻，面条划过一道利落的弧线落入碗中。汤勺倾侧，奶白色的豚骨汤浇在面上，黄油在热汤里慢慢融化，浮起一层油亮的光泽。最后她在面上放了两片叉烧——不是切好的那种薄片，是刚从卤锅里捞出来的整块叉烧，用刀现切，切得很厚。她把碗端到阿龙面前，碗底磕在吧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。
　　
　　“はい、どうぞ！”
　　
　　阿龙拿起筷子。面很烫，他吹了两口，夹起一筷子送进嘴里。豚骨的浓香和味增的咸鲜一起涌上来，面条劲道弹牙，玉米的甜味在舌根缓缓化开。他不是美食家，说不出什么门道，但他知道好吃。他把面条吸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。
　　
　　“うまい。”他含含糊糊地说。好吃。
　　
　　女孩站在吧台后面，两手撑着台面，看着他把一大口面吞下去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那个笑容不是服务业的职业微笑，是她真的高兴。在东京的拉面店里，大多数客人吃面的时候面无表情，吃完付钱走人，连一句“ごちそうさま”都懒得说。但这个中国人不一样——他说“うまい”的时候，眉头会皱在一起，像在认真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这碗面为什么这么好吃？
　　
　　“あなた、日本語、少しできるね。”她说。你日语，会一点点呢。
　　
　　阿龙用筷子指指自己的耳朵，又指指嘴，摇头。意思是：能听懂一些，不会说。
　　
　　她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然后她指了指自己，说：“さゆり。”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百合。再指了指阿龙，歪着头。你的名字？
　　
　　阿龙放下筷子，用手指在吧台上写了一个“龍”字，然后拍了拍胸口。“龙。阿龙。龍。”
　　
　　“りゅう……”她试着发音，舌尖抵着上颚弹了一下，不太准，又试了一遍，“りゅう？”
　　
　　“龙。”
　　
　　“りゅう。龍くん！”她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说法，笑得虎牙又露了出来。龙君。
　　
　　阿龙点了点头。在日语里，“くん”这个称呼不太正式，通常用于同事或朋友之间，带着一点亲近的意思。她不叫他“お客さん”（客人），叫他“龍くん”。这个称呼在吧台上轻轻落下，像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——不太响，但很脆。
　　
　　“さゆり。”他也试着叫她的名字，音调不太准，念出来像“小百合”。其实日语里的“さゆり”汉字就写作“小百合”，发音是“sa-yu-ri”，但阿龙的舌头习惯了中文的声调，“小”字咬得特别重，听起来倒像是他在叫她的名字。百合。一个在中文里也有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“そう！”她高兴地点头，然后转身去收拾灶台。走了两步又回头，指着阿龙碗里的叉烧说，“それ、サービスね。”那个，是赠送的。
　　
　　阿龙愣了一下。他低头看碗里——两片叉烧。他记得上次来吃的时候只有一片，这次多了一片。不是切薄了，是实实在在的多了一片。他把叉烧夹起来咬了一口，卤得很透，肥瘦相间，入口即化。
　　
　　角落里那个上班族站起来，把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吧台上，低着头走了出去。门铃又响了一声。店里只剩下阿龙一个客人。
　　
　　小百合把上班族留下的碗收进后厨的水槽里泡着，然后回到吧台前面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保鲜膜包好的饭团放在阿龙面前。饭团是三角形的，用海苔包着，里面透出一点暗红色——酸梅干。和在工地上的午饭一样。
　　
　　“これ、昨日作ったの。食べて。”昨天做的。吃吧。
　　
　　“ありがとう。”阿龙说。谢谢。这是钟亦鸣教他的第二句日语，他已经能说得很熟了。他没有马上吃，而是把饭团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——饭团捏得很紧实，海苔包得整整齐齐，每一个角都对齐了。不是便利店那种机器压出来的，是人手捏出来的。手指印还隐约留在饭团两侧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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